这种作业理所当然值得适当评价，特别是在中国某些地方、某些时期法律适用太过率性而为的那种语境里。

与孟德斯鸠的兵役义务牺牲说不同，绝对主义服从义务完全出于自愿，义务的履行非强人所难，不是做自己本不愿做的事情，而是当然之义务，丝毫不予违抗。我国宪法第5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17] 【澳】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4页。第三，各种沟通渠道应尽可能畅通，为各利益群体参与讨论提供便利。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因为他是公民，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他要去当兵。[19] 【美】凯斯.桑斯坦：《超越共和主义复兴》，应奇译，载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

此义务即臣民对国家当然之义务也。直奴分尔即索性就是奴隶身份。正如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看起来，给法律赋予权威就是仅仅给上帝和理性赋予权威。

狄摩塞尼斯曾言：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是神赐予的礼物——明智者的戒规 [9]库里奇总统也说：人们并不是制定法律，他们只不过发现法律而已——如果一种政体具有发现法律的最佳机制，那这个国家就再幸运不过了。伯克说：我们很难找出一种谬误，它比下述主张对于所有的秩序和美好事物以及人类社会所有的和平和幸福，更具有颠覆性。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犹如人与人之间，在所有情况下，皆如此相似或如此平等。这种主张认为，任何人类群体皆有权制定他们喜欢的法律。

法律与法的关系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法律可能是法真实或虚假的反映。（二）限制一切权力的原则，包括立法权 在西方法治形成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一个主线——对人和人性的不信任，尤其是权威的不信任，这其中包含人类立法权威。

有的将是一种法律，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的法律，而且看来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他是这一法律的起草人、解释者和监护人。[4]而对于何谓良好的法律以及良法的标准，在当时条件下，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直接给予明晰的论述和阐明，本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切入，以现代眼光，回眸历史，窥探未来，探讨何谓良好的法律以及良法的标准。从亚里士多德不正义的法律就不是法 [1]到哈林顿的名言要法治的政府，不要人治的政府， [2]法治无疑成为西方从传统到近现代政治、法律学科关注与描绘的议题。因为，那些基于功利考虑而确立的原则，也会由于功利的原因而被推翻。

而法律发现观的蕴意是立法者权威仅仅是发现法律、公布法律抑或是对公平正义的摹仿。[6]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是法律必须是法真实的反映、发现和摹仿。[10]对此培根亦坚持法律制定的发现论。（一）从自然权利到法律权利的实现 自然权利也称为应有权利，是作为一个人或者能够称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保持其尊严的权利，是权利的初始状态，它是特定社会的人们基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产生出来的权利需要，是主体认为或被承认应当享有的权利，自然权利往往以道德的要求和主张而出现，所以才被经常称为道德权利。

用詹姆士·奥提斯的话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立法权作者著）仅仅是公布法律（jus dicere）——严格来讲，只有上帝才能制定法律（jus dare）[11]用现代的属于从逻辑上和智识上来区分法律发现观与实证法律观的关键词就是：仅仅是。他认为美国宪法如此为美国公民和世界人民的憧憬和尊崇，既不是因为宪法的来源，也不是取决于宪法的历史久远。

作者简介：殷守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如果用现代的视角来看，就是在制定实在法的过程中要不要以自然法（高级法）作为制定法律的依据和标准抑或是制定的法律中体现与闪耀着公平正义等价值的光辉。

用人类的立法来抵消这一法律的做法在道义上绝不是正当的，限制这一法律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容许的，而要想完全消灭它则是不可能的。我们发现，人性自然不平等的理论是直接针对亚里士多德的人性不平等观提出的。[18] [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郑戈等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页。若非习惯的败坏和意见的善变导致心智的冥顽不灵且背离自然之道，则所有人之间之相似不亚于个人与其自身之相似有的将是一种法律，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的法律，而且看来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他是这一法律的起草人、解释者和监护人。进入专题： 高级法 。

[18] [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郑戈等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页。[6]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是法律必须是法真实的反映、发现和摹仿。

[14]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在同等的人们之间才存在着自由公民之间关系，而由于人并不是平等的，因此他推论说，公民权必须只限于经过细心选择的一个小集团。[16]到孟德斯鸠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通过它的禁令，它使人们不去做不正当的事情。而我们要做的就有了两个方面的任务：第一，揭示真正的法（自然法、高级法）的观念从何而来以及它是什么。

（二）限制一切权力的原则，包括立法权 在西方法治形成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一个主线——对人和人性的不信任，尤其是权威的不信任，这其中包含人类立法权威。法律发现观是一个古老的观念。伯克说：我们很难找出一种谬误，它比下述主张对于所有的秩序和美好事物以及人类社会所有的和平和幸福，更具有颠覆性。正如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看起来，给法律赋予权威就是仅仅给上帝和理性赋予权威。

他认为美国宪法取得如此成就取决于美国人心中的信念——宪法表达了更高级的法，这种法（或者说有一种法）是区分善恶的、永恒不变的法，这种法连造物主本身在其设定的所有管理制度中都予以遵守，而且只要造物主本身在其设定的所有管理制度中都予以遵守，而且只要这种法有必要来指导人类行为，那么造物主就使人类理性能够发现它。我们发现，人性自然不平等的理论是直接针对亚里士多德的人性不平等观提出的。

自然法在具有了自然权利的意蕴后，这就为在实在法中体现自然权利的内容与价值、在实在法律中镶嵌自然权利或者体现自然权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西塞罗，一位可以称得上的是世界公民的人，他的自然法观留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法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

所谓法律权利就是法定化了的权利，是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或通过立法纲领、法律原则加以公布的、以规范或观念形态存在的权利。而自然法渗透到实在法的过程中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便是实在法中蕴含着的自然权利观念。

而给人赋予权威就等于引进一个野兽，因为欲望是某种具有兽性的东西，即使是最优秀的人物，一旦大权在握总是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从亚里士多德不正义的法律就不是法 [1]到哈林顿的名言要法治的政府，不要人治的政府， [2]法治无疑成为西方从传统到近现代政治、法律学科关注与描绘的议题。在重视法治与人权的国家，法律权利是权利的主要存在形态，没有法定化或法律保护的权利，法治则无从谈起。如果从自然法的视角来看，就是说人类不能废除自然法的存在，也不应当去挑战自然法的权威，因为自然法本身含有善的力量，它为实在法提供标准和尺度，指导着实在法制定、修改和发展的方向。

因此，我们打算另辟蹊径，从法学思想家的经典论述中进行圈定高级法的概念内涵与外延。注释: [1] [2]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美] 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页，第3页，第2页，第6页，第6页，第7页，第1页，第1页，第97页，第5页，第9页，第104页，第,3页 [3] [4]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7页，第1693页， [14]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4页。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不服从它的人们就是放弃了他的较好的自我，而由于否定一个人的真正本质，他将因此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尽管他已经逃脱了人们称之为处罚的一切其他后果。

实证法律观主张人类生活的中的法律仅仅是立法者的命令。用人类的立法来抵消这一法律的做法在道义上绝不是正当的，限制这一法律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容许的，而要想完全消灭它则是不可能的。